“这事好办，”行健说，“咱们先去给那对狗男女一顿板子。”米萝说：“打死丫的，看以后敢动小花一根寒毛！”“问题是，小花死活不愿意带我去见她爸妈。”王枫点上一根烟，“也怪我，隔三岔五给小花点钱，让他们尝到甜头了。这俩孙子得锅往炕上爬，目标越定越高。”这事还真得赖到王枫头上。头一回他见小花没要到几块钱，在地铁口哭，给了她十五块钱；第二次见她哭，给了二十块钱；第三次看她恐惧着不敢回家，又给了二十块钱；水涨船高，没平息小花的恐惧，反倒把她爹妈的胃口给吊起来了，他们相信闺女一定有能力越要越多，指标就上去了。好心办了坏事。弄得小花现在每天更不敢回家，因为指标越来越高，完全不可能完成。王枫也不能无止境地帮她填坑，毕竟坑越填越大。
“王枫，别弄得跟个知识分子似的，”行健把右脚踩到凳子上，“这事听我的两个字：修理。得把狗日的打痛快了。”“可咱们根本见不着她爸妈。”米萝也把右脚踩到凳子上，“顺藤摸瓜。”第二天傍晚，我们三个睡足了，吃了驴肉火烧，接到王枫的短信：七点，复兴门地铁站。这事没那么刺激，一个小丫头而已。我们仨平常的工作得防着警察突然袭击，基本上也练就了一套反跟踪的小能力。我们懂。